由于种种原因，哈特几乎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观点。
它要求人们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立法和司法全过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之后，法官在解释民事法律时，所有因素不论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均应列入考量。第157条：合同必须照顾交易习惯，以诚实信用所要求的方式予以解释。第276条(2)疏于尽交易上必要的注意的人，即系有过失地实施行为。[25]本案因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情势变更作出规定，出现立法空白，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变更双方的承包合同条款，利用民法原则价值判断的指引，作出法律漏洞的填补，有其合理性。[19]西班牙民法典第3条规定：1.法根据其字面意义解释，并结合其上下文、当时的历史和法律背景，以及实施法律时的社会现实，同时还必须考虑其立法精神和意图。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杨某没有上诉，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改判。如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为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确立和救济公众环境权益、依法追究侵权行为人法律责任，《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3]参见[德]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赵阳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应当具有实用性，而不应华而不实。[8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2页。法律通过调整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社会关系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这就使得法律必然产生经验/事实性质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论域的界定方式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通过问题论域的方式阐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仍未阐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8]关于法理概念的法律实践问题意识及其法治现实意义，本文暂时不作讨论，留待另外撰文探究。[6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1]因此，对法理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自觉和反思之于法理学的重要性，似乎已经成为了法理学研究的老生常谈。而且，古罗马人使用jurisprudentia（法律实践智慧）指称法学，更是表明其已经意识到了自身认知法律的必然限度，[27]这是一种难得的自觉和反思。[85]又如在《洞穴奇案》中，不同的法官之所以对同一个案件展开了不同的推理论证、形成了不同的裁判结果，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对于自身司法职权及其运行方式、司法方法等的不同理解和定位，这最后又取决于他们各自所持有的对于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这个终极法理问题的立场、方法和回答。[52][德]莱因荷德•齐佩利乌斯：《法哲学》（第六版），金振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六版序。
任何对于法理学的研究，首先要自觉和反思的前提性问题仍是法理学是什么，尤其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本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操心去知晓自身。因而，普佛尔滕等人所谓的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已经不再是经验性的作为特殊相的各种各样的法律，而是概念性的作为普遍相的法之本体。法理学不仅研究作为规范的法律，而且应当研究作为学问的法学本身，这也是作为整个法学之方法论的法理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依此反观当下中国法理学界对于法理学尤其是方法论的反思和论争，可以得出三个初步判断：第一，这些论争和反思确实可能实际反映了当下中国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困境和问题。具体法理主要涉及特定法律部门和法律个案的法理，相对于基本法理和一般法理而言，它抽象程度较低、涵盖范围较狭，大体对应着属于部门法哲学领域的法理。
因而，这种限度意识秉持和导向的应当是一种虽然分工，但却向其他法学具体科目甚至其他学科始终开放、不断借鉴的包容立场和开明态度。法学是什么？一个太过浅显的回答是，它是一门以法为对象的科学。
[19]正是对于概念作为哲学的认识对象、理性主义辩证法作为哲学的认识方法和爱智作为哲学的认知限度的自觉和反思，体现了苏格拉底对于人类进行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的自我觉悟和反身思考。[5]法理学尤其是中国法理学的兴起、成长和进步同样是一部创制基本概念并将其科学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历史。例如，制度、权利、法治等概念可以从本体/实体意义上、思维方式和方法意义上、价值意义上予以分析。他强调不应要求科学家遵奉某种特定的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是应该以知识论无政府主义取代理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倡导怎样都行的方法论原则。由此可见，从特殊个案和具体法律部门的具体法理，到司法哲学的一般法理，最后往往需要以有关法律是什么的基本法理作为基础和前提。第三，对象直陈式的理论模式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
同理，人类自产生法律后，就有了对于法律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也就有了相应的法律意识和观念。三、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检视和批判 上文只是一般性地阐释了法（理）学为何需要对其研究对象、方法和限度进行自我反思，聚焦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具体问题。
最早具有哲学史意识的亚里士多德评价道：苏格拉底忙于研究伦理问题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的自然世界，只在伦理方面寻求普遍的东西，开始专心致志寻求定义。这种由于人类理性能力的局限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认知策略，在西方迈入近代社会以后更为突出。
部分学者为了进一步区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分支科目，又增加了其他限定，由此，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诸如实证法、自然法，或是一般法、普遍法及其一般原则、根本原理等特定的法律形态或要素。[62]拉兹所谓法律体系也就是法律规范的体系。
[奥地利]伊丽莎白•史泰纳、陆海娜主编：《生命权：欧洲人权法院经典判例节选与分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法理也是法之价值，对于法的价值、法律价值观、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体系的研究，是法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50]参见注[27],[德]伯恩•魏德士书，第8-24页。因为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
[93]此外，其他更为特定的司法个案同样蕴含了法理，这些个别法律实践中的法理大体属于具体法理的层次范围。[98]参见孙正聿：《辩证法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如果法律不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便没有法律。[95]实际上，法理学的诸多基本范畴大都具有多重的维度属性。
[17]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292页。[28]从作为学问的法学，到作为科学的法学，再到作为学科的法学，现代社会这三种意义上的法学基本大体重合。
[6][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44页。综上所述，对象直陈式和问题论域式要么简单笼统地界定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因而未能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区别于法学其他科目，无法彰显法理学的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36]普佛尔腾认为法哲学追求对法的认知，法哲学这一概念的前半部分清晰说明了法哲学认知追求的这种对象，法哲学针对法学所独有的那类特定对象提出了对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之间关系的哲学追问：法。[83]根据法理的抽象程度、指涉广狭及其在整个法理体系中的层次结构关系，可以将法理分为三种密切关联但又大体可分的主要类型：基本法理、一般法理和具体法理。
如上文所述，法理包涵了法之道理、法之原理、法之条理、法之公理、法之美德、法之原则、法之价值、法理之学等内涵要素。这种意识，必须往法哲学的面向发展，以便探究现实世界法律之起源与效力所赖以成立之最终基础。
主要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在现代社会逐渐分化出诸如法教义学（狭义的法学）、法史学、法理学等各种法学科目，其他诸如法学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更是方兴未艾。而古今中外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论述形成了源远流长、复杂艰深的学术脉络，针对域外部分有关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阐释，下文将其主要区分为对象直陈式和问题论域式两种模式。
因此，这种界定法理学的方式使得本应属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被人为预先排除出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学科所要讨论的问题预先排除出去。因此，法（理）学对其自身研究对象、方法和限度的自觉和反思，是法（理）学成之为法（理）学的重要标志，也是法（理）学不断走向成熟发展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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